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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却着实是较近中国经济的热门词汇。8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8月27日,低碳重建与企业发展全部论坛达成“广元共识”，宣告以推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优化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运营低碳化为核心的“广元实践”一体铺开。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近日也表示，只有发展低碳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未来应该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何在？带着相关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万东。

　　杨万东：国家此前采取的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确实有一些效果，但如果说是否明显，很难评价。我的看法是：如果不采取这些政策，后果会更严重；因为采取了这些政策，现在情况还在可控范围内。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经济结构并未真实调整，不均衡的发展也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出口依赖仍然显著，国内消费没有真实启动，投入资金还是一马当先，这种格局如果不注意方向和结构，会带来新的投入资金过剩和生产过剩，给未来留下隐患。如果说以目前的方式把经济恢复了，可能还是不均衡现象的再现。中国和国外经济的不均衡会使中国继续充当发达国家的打工仔，继续受到他们的剪刀差剥削。同时国内居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无法真实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杨万东：我觉得现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需要贯彻，因为就目前情况看，财政政策作用已经发挥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因为中国的财政是吃饭财政，很大一块是为了解决人头费问题和行政体制的运行问题。由于建设资金有限，财政政策启动主要靠国债增发，国债增发规模计划在2009年达到9500亿元，从设定目标看也已经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但财政政策还需进一步放宽，放宽的意思是说适度减税，同时需对公共产品加大投入，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投入。在这方面财政政策可以说是有心无力，因为经济增长没有上来之前财政收入很难增长，但需要财政做的事情又很多。这时就需要货币政策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现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提出要适当微调。这个“微调”在经济还在逆水行舟时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信号释放，它会打击人们投入资金、生产与生活的信心，对经济发展起到不利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把信心毁灭了。对于已经投入的项目，如果片面简单地进行“微调”，有可能大量出现半拉子工程甚至资金机构不良资产的增加，因为经济运行是一个农业生产体系的完整过程，特别是比非常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只有保证连续有序的资金和物质投入，才能形成有效的建设项目，体现出投入资金的有效性。事实上，调整是永远都需要的，但是不要发出杂音，调整应该是使投入资金更有效率，使投入资金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自己既定的目标，结构上可以调整，总量上可以控制，但是方向上不能改变。这就像一个人生病，在他病快好时突然停药甚至使用反作用的药，他就只会偏离原初的目标甚至出现原先意想不到的效果。较近的股市表现实际上就说明了这一点：一旦信心被冲散，人们的反向行为和行动远远超过正常情况。

　　记者：较近很多媒体和相关人士都提到政策的退出机制问题，您觉得现在是否该考虑经济发生反应政策的退出了？

　　杨万东：我认为经济发生反应政策的退出现在还不到时候。较近，总理在各地的考察中反复强调要继续实施积较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我们国家行政较高当局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但是相关部门担心上半年放宽的货币政策会给未来带来风险。

　　实际上他们对目前中国经济状况并未做客观评估。如果不做风险评估和经济发展状况评估，而只是简单改变经济政策方向或进行控制，就有可能使上半年的巨额投入功亏一篑，今年前7个月7.37万亿的新增贷款如果没有后续资金跟进，较有可能会产生烂尾工程，较后真的变成风险项目。一个项目启动后，必须要等到完成才能成为合理和有价值的，如果已经投入了60%、70%，而较后的20%、30%不投，较后整个项目较有可能就是失败的。所以这次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政策如果没有一个阶段性完结而突然刹车，中国将出现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杨万东：现在中国处于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期，危机之后必须一体反思此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前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高出口、低工资、低消费模式已经无法延续，下一步发展方向必须是劳动者高素质、效率高率、物质低消耗、环境少污染、就业和消费稳定，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经济模式。特别是从原来的对外依赖型转为内向发展型，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具有较其重要的意义。这些方向的转变都不完成的话，这次危机之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状况。并且，由于此次经济复原建立在经济规模即总量非常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的环境将无法继续承受。因此，如果出现旧模式回归，那么即使GDP有非常大的增长，人民得不到真实的福利，还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完成这个转变，首先在大的经济战略上要做出明确部署。其实政策的大方向有几个方面，除了资金方面的启动，也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还有产业方面的选择和调整。仅仅像欧美国家那样的资金启动并不能够实质性地把经济恢复和发展起来，产业的选择和产业结构的重塑更加关键，因为它看重的是对未来形势的把握，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

　　比如较近国务院开的一个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下一阶段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到未来经济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低碳经济。而低碳经济的核心概念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节能减排甚至碳吸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实现人们福利的真实增长。

　　杨万东：英国相关部门2003年提出低碳经济是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来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并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提供途径，同时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日本环境部2007年提出的低碳规划是在所有部门减少碳排放；提倡物尽其用的节俭精力，通过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达到高质量的生活，从高消费社会向高质量社会转变；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保存和维护自然环境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追求。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纷纷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大部分国家气候变化做出部署，表明了中国较高决策部门对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新的认识，也揭示了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

　　本次资金危机对全世界的非常大启示，就是简单的资金创新和经济服务业化并不能真实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科学技术在实体经济的更高程度的运用，使人们能用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小的环境代价达到更高的生活质量，才能为未来留出发展空间。为此，不仅我们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要调整，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要调整。美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启动新能源战略，体现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对人类发展的思考。中国在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发生反应计划的过程中，将大量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甚至在几年前就开始了铁路大提速和城市轨道交通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暗合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结构的需求。以民用汽车为例，1985年中国民用汽车28万辆,占民用汽车比重为8.9%；2000年全国私家车625万辆，比重为38%；2007年全国私家车为2876万辆，比重为63%，能源消耗总量约在2亿吨标准煤。问题在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只有45%左右，从全部经验看，城市化从35%到70%的时期，速度是加速的，交通和能源消耗会更加突出，从而会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

　　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一方面是不能再有的矿物或化石燃料过快消耗，另一方面是严重的大气污染；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地球几亿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矿物能源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就主要以简单的燃料动力的方式消耗殆尽，另一方面是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和排放了大量有害人类健康的二氧化碳。这种状态显然难以继续持续下去。

　　人类需要更美好的未来，资源需要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人们不仅需要保持现在的正常发展，而且需要为子孙后代留出发展空间。这些都需要人们改变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寻找清洁可更新能源，减少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实际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智能电网和非常高压电网的远距离传输，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制和越来越多的使用，高速铁路和城市电动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和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和对原始森林的保护，包括对节能减排的强制性要求和对碳排放的交易机制的设计，都是走向低碳经济的重要步骤。

　　杨万东：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非常大机遇是相关部门重视，民间支持，全部互动；非常大的挑战则是技术还不成熟，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的转让方面存在一定的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国内产业准备还不充分，企业盈利模式还未完全形成；为此，相关部门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在相关部门采购中需要积较扶持，对低碳经济产品相关部门机构和人员需要带头使用，如相关部门用车应尽量采购新型动力和节能环保汽车，官员公务出行应减少航空和汽车方式而多乘坐节能环保交通工具；对碳吸收部门如林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环节的税收、信贷和技术引进支持；对进口产品实行绿色许可证制度等。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不, 能仅仅理解为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且应该变成我国相关部门、企业、社会和居民的内在追求，通过产业选择、技术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过渡到一个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内需支撑型、发展可持续的新经济模式，中国就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并为全部社会广泛认同的、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和发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