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文化遗产 推动文明互鉴

　　今年6月10日是第十八个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各地举行。目前，中国已有56项世界遗产，长城、敦煌莫高窟、颐和园、云冈石窟、福建土楼等蜚声中外的名胜古迹均名列其中。

　　保护文化遗产、实现代际传承，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专家尤卡·尤基莱托在《建筑保护史》中说：“作为对文化特性的肯定和丰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存，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库。”从这个角度而言，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意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不同文明之间并无优劣之分，早期文明的特质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例如，几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彻底改变了亚洲的地理环境：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和伊朗高原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造成亚洲内陆出现大量荒漠地区，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又灌溉形成大小不一的绿洲。绿洲面积因水源丰富程度有所不同，最大绿洲的产出也无法完全自给自足，人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交换，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正如元代史专家刘迎胜所说：“欧亚内陆的居民并没有因为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而陷于孤立，恰恰是这种恶劣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亚内陆和北方草原之间必须有所交往。”

　　正因不同文明异彩纷呈，人们才跋涉万里寻求沟通。比如中国的丝绸和西方的玻璃器，都曾被对方视若珍宝。英国学者赫德生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说：“公元1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已经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始了。”中国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来自国外的玻璃制品。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分布范围广泛，但单纯的石英熔点在1700摄氏度以上，在古代需要添加助熔剂来降低其熔解温度。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碳酸钠），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自然纯碱，因而这里的人很早就烧制出玻璃制品。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大型石窟群，在当时被寄予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民族融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丝绸之路更加畅通。《魏书》中所记西域国家与中国的距离均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起点，云冈石窟中随处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记。例如，最早开凿的五座大像窟之一、云冈石窟第18窟，北壁的弟子像是典型欧罗巴人种形象，但尚无文献表明曾有欧洲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开凿，这些异域形象正是彼时中外交流的反映。此外，云冈石窟里的装饰花纹中外杂陈，柱子的某些部分明显受外来文化影响，既有希腊古典的“爱奥尼亚”式柱头，也不乏波斯和印度的柱式。

　　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促进了技术交流，从古至今持续影响着世界。例如，瓷器是古代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今天的制瓷技术依然在迭代升级。以各种稀土为原料，或混入不同金属元素，或使用多元烧制技术的高科技陶瓷，可以用于人造骨、人工关节等生物医学领域。水稻也是如此。中国南方稻作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普惠人类。非洲已有16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马达加斯加在货币上印有杂交水稻的图案。

　　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人们出国时，常常前往博物馆或文化遗产地，通过一件件具体文物了解该国的历史与文化。在国内，人们也能通过各类展览了解不同文明的特色和发展。文化遗产不仅能够触发人们的思古幽情，对于促进中外交流亦举足轻重。

　　1973年，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参观云冈石窟时说：“云冈石窟毫无疑问是世界艺术的高峰之一。它表明你们的创造精神，是贵国文化遗产对世界最优良的贡献之一。”同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站在法国巴黎开幕，展品包括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不久的“马踏飞燕”、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等。随后，展览前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观众人数达数百万。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展览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通道，借由文物这一文化和美学载体，中国与世界展开互动与交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精品文物展被引进国内，反映出当代中国的开放视野。例如刚刚结束的故宫博物院“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就吸引了大量参观者。犍陀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犍陀罗艺术是希腊、波斯、印度等多元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体现了丝路沿线文明交流互鉴中焕发的创造活力。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文物出入境展览累计达300余项。“华夏瑰宝”文物展、“东西汇流：13—17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特别是与亚洲46国及埃及、希腊合作举办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无不以文物展览凸显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融互鉴，成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金名片”。

　　可以说，文化遗产帮助我们更好地平视世界。我们既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也要敞开胸怀，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自己，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参与了包括北京白塔寺在内的一些著名寺庙的建设。2015年，尼泊尔遭受8.1级强震，许多文化遗产遭到损毁。2017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启动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这是中国在尼泊尔开展的首个大规模文物援外项目。

　　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如1931年的《雅典宪章》和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等。中国传统文物保护以传统技术和工匠经验为主。近年来，我们积极学习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借助科技手段进行文物病害机理分析和保护效果评估，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化遗产类型、类别之间存在差异。西方文化遗产以砖石质为主，东方文化遗产则以土木建筑为主。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物都有工艺材料的差别，相应的保护工作也要因地制宜。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已成为文明交流合作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作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首个文物遗产保护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已于2019年圆满竣工。在这一过程中，中方深入研究当地文化历史及传统工艺，同时带去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技术与经验。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的纳提什瓦遗址考古发掘，则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间的首次考古协作，取得了重大成果。目前，两国正在积极筹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以进一步发掘文化遗产价值，增进当地民生福祉。

　　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在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准则和当地文物保护原则的同时，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有助于实现合作共赢。目前，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开展的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已从1国1处拓展到6国11处。中国与17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的33个联合考古项目，均得到当地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评价。

　　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一书中写道：“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关乎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今天，守护文化遗产，推动文明互鉴，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类社会中的冲突与大自然的变化都会对文化遗产形成破坏，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任重而道远。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期待各国携起手来，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对方的文化，同时创新发展新的先进文化，将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推向更深更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