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故事全国政协委员杨洋：打破听障者的“玻璃墙”

　　“也许你们已经听出来了，我的发音有点不一样。”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患有重度听力障碍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理事杨洋一字一句慢慢讲述着，努力让表达更清楚。“听不见听不清，导致我无法矫正自己的发音。听力残疾是一种隐性且容易被误解的残疾，就像有一面透明的‘玻璃墙’，隔断了听力残疾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连接。”曾经，这面透明的“玻璃墙”，挡在杨洋面前许多年。

　　令她感恩的是，这些年来，国家推行的康复和融合教育取得巨大成效，“十聋九哑”已渐成历史。“融合教育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被光照亮的杨洋，希望让这束光照亮更多人。这些年来，杨洋积极推动科技助残和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她希望有一天，这道“玻璃墙”能被彻底打破。

　　四岁起失聪，杨洋的每一个求学阶段，都因为听力障碍，经历了从“不收”到“试读”再到“随班接受普通教育”的过程。许多事情不是有希望才努力，而是努力了才有希望，杨洋的求学之路，是一场与父母共同经历的乘风破浪之旅。

　　如何让孩子在无声的世界里接受平等的教育，是每个有听障儿童的家庭面临的问题。求学阶段的开始，父母曾经带杨洋考察了一所杭州当地的聋人学校。跟着老师学习手语，熟悉特殊教育学校的规则和生活方式，杨洋父亲担心，孩子也许会有“逐渐丧失语言能力，脱离主流社会”的风险。

　　与杨洋父亲的预期相比，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是他彻底放弃特殊学校的原因。聋校老师坦言，在聋校接受义务教育后毕业的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当于普通学校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杨洋的父亲很喜欢看书，他告诉女儿，书中有很多的故事，即使她听不见，他也希望女儿能与书相伴。

　　为了让女儿在普通小学顺利入学，在杨洋入学的前一年，父亲就把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买回家，亲自教女儿学习。经过一年的预习，杨洋通过了入学笔试，顺利入学。

　　入学之后，困难才真真切切摆在杨洋面前。因为听不清听不见，同学们埋头做题、举手回答问题，杨洋只能呆呆地坐着，课堂上输入的知识几乎为零。父亲愁得睡不着，如果能了解到课堂上的内容、校园里的动态，或许能帮助女儿学习知识，融入校园。

　　每天放学，父亲总会把杨洋和班级里与她要好的小伙伴接回家一起玩，从小伙伴的口中，父亲了解到老师的讲课内容、布置的家庭作业、校园里发生的新闻。送走小伙伴，父亲就把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教给杨洋，再辅导她做作业。

　　转眼，六年的小学时光在父亲的陪伴下度过。随着年级的升高，课程难度逐渐加大，由于听力障碍，老师讲的课杨洋听不懂，杨洋说的话老师听不清。初中入学，普通学校拒收，再次成为了横在这个家庭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人建议，还是给孩子找个特殊教育学校吧。

　　但父亲的坚持改变了杨洋命运转动的轨迹，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学校答应先让杨洋试读一个学期，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适合留在普通学校学习。

　　也是从那时起，杨洋开始有意识地在老师上课时盯着他们的嘴唇，久而久之，她学会了通过口型分辨对方说的话。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一次老师点了举手的杨洋回答问题，回答后，老师的一句话让杨洋激动万分。“初一，我和这位同学互相听不懂对方说话，但现在她可以听懂课堂内容了，我也可以听懂她讲话了。”

　　杨洋第一次觉得，她与老师、同学之间一道隐形的“玻璃墙”被打破了，打破这道“玻璃墙”的“锤子”，是父母的坚持，是融合教育......

　　在杨洋看来，融合教育让她看到了更全面、更真实的世界。即使有听力障碍，她依然是这个世界里平等、普通的一份子。高中时，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且基本可以无障碍地与同学们交流，下课时经常有同学拿着练习册向杨洋请教问题，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自己还可以帮助别人，自己如此有价值。

　　同学告诉杨洋，是她让同学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有所不同，却又如此相同。即使杨洋听力存在困难，但大家依旧可以坐在同一间教室听讲，玩一样的游戏，看同样的热播剧。小小的教室里，全面多元的世界，在孩子们面前展开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青少年，在融合教育的浸润下，寻找着人生的新可能。“这个社会更加包容了，更加理解残障人士了。”杨洋说。

　　接打电话是听力障碍者常遇到的难题。杨洋记得，她刚参加工作时，手机还没有普及，看到BP机上的汉字显示后，她只能拜托别人给对方回电话，或是找对方当面谈。

　　吃饭、上学、坐车、刷手机，健全人的世界里，耳朵在不断接受信息。从八十年代的多通道人工耳蜗问世，到现在数字助听器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听障者不再深陷无声世界，但如果有些信息在接收环节被遗漏，这个世界对于听障者来讲依然浑沌。他们希望依靠科技，补齐缺失的“台阶”，让无声的世界“有声”。

　　“这个问题在三年前得到了解决，对我们整个群体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突破，又一层玻璃墙被打破了。”杨洋说。如今，语音转文字逐渐成为听障群体的“刚需”，听力残疾人口语使用者、手语使用者还可以使用文字转语音来帮助自己说。听障群体的职业类别得到了极大拓展。

　　近些年来，杨洋见证着，科技正在推动更多不可能变成可能。不久前，中国聋协与多家单位共同推出“畅听王卡”，能够协助听障人士接打电话显示实时字幕，目前已帮助一百多位用户成功报警、获得急救服务，得到了几十万听障朋友的使用和广泛好评，让听障朋友不光听得清，而且“看得清”。

　　将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触角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杨洋提交了一份《关于司法系统为听力残疾人推广庭审录音录像、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文字记录的提案》。

　　“目前在司法系统，对听力残疾人的信息无障碍支持，大多还是传统的手语翻译援助。”杨洋说。

　　2019年龙盈特大非法集资案在长沙开庭，涉案当事人中，8人是听力残疾手语使用者，法庭给配备了手语翻译。庭审期间，听力残疾当事人申请除了手语翻译支持以外，增加全过程实时字幕支持，以保证全面获取语音信息，申请获得法庭通过。

　　“手语翻译中无法表达的法律术语和责任细分，实时字幕能够辅助表达更精确。”在一次与上海高院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杨洋得知，上海高院自2020年开始，便开展庭审记录改革试点工作，运用区块链存证、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全程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改革庭审记录方式，完善庭审记录内容。目前上海全市法院已经改革完成。

　　“智能语音识别同步转换，保证了听力残疾人迫切需要的实时字幕效果，万一有方言和普通话带口音的状况，也能有专人负责现场文字纠错。我希望能够把上海的优秀经验推广出去，让听力残疾人的司法权益更加有保障。”杨洋说。

　　“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照耀别人，被别人需要。”“委员通道”上，杨洋说到这里，声音哽咽，在场听众为之动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发生了不少让杨洋心头一暖的事。“因为我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身体里有植入体，按照大会规定，需要提前报备。因此在报备的时候，我也说明是看口型交流，可以接打电话。”杨洋说，“在驻地宾馆，我接触最多的是所在小组的秘书，他们跟我沟通时，无一例外都注意先摘除口罩跟我沟通，方便我看口型。让我非常感动。而其他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在了解我的需求后，也都很自然摘除口罩跟我说话，让我完全不用担心沟通的问题。”

　　两会上提供的无障碍服务同样让杨洋感到欣喜。“委员席安装有同声传译设备，有听力障碍的委员可以登记领取专用耳机。我领取耳机后，开会时注意到座位上的设备设有耳机插孔，将会议专用耳机插入插孔，即可使用。而我的助听辅具，也有一个FM无线调频辅听设备，它的音频线插头跟专用耳机的是一样的。我把它插入插孔后，开会时，大会通过话筒传输出去的声音，就通过这个辅听设备直接传送到我的助听辅具之中，就好像在耳边说话一样，声音圆润清晰。”杨洋说。

　　“被光照耀的我们，也能成为光照耀别人，被别人需要。我们自己发声，参与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参与社会共建。我们希望让这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美好，更加适合所有人的沟通和居住。”“委员通道”上，杨洋说到这里时，声音哽咽，却分外有力量，她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鼓励更多人做内心强大的自己。